一九八九年冬，北京医院的病房里，茅以升已经说话很慢了。床边守着他的，不是六个原配子女，只是小女儿茅玉麟。
这个结局很刺眼。中国桥梁史上最响的名字之一，到临终时，家里最亲的那一支人，几乎全散了。
他一生造桥，也亲手炸过桥。可回到家里，他有些桥，终究没有再接上。
一九〇六年端午前后，江苏镇江一带看龙舟的人挤上文德桥，桥忽然塌了。死伤很重，哭声沿着河岸传了很久。
那年茅以升十岁，因为生病没去桥上，躲过一劫。这个孩子后来把心事压成一句话：长大要学造桥。
桥塌下去的时候，他没在桥上。可那一岸的哭声，跟了他一辈子。
一九一六年，他考取清华留美官费，去美国读桥梁工程；一九一九年学成归国。往后几十年，他的名字几乎都和桥绑在一起。
最重的一笔，在钱塘江。那地方潮急、水深、江床变化大，外国人早就断言，中国人自己造不了这座桥。
一九三三年，茅以升接下任务；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，他带着人泡在江边，靠“射水法”“沉箱法”“浮运法”硬啃，先后解决了八十多个大难题。
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，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。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、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公铁两用大桥。
可这座桥刚通车不久，战局就压过来了。十一月中旬，茅以升接到炸桥任务。那一夜，他得把自己亲手造出的桥，再亲手送上绝路。
他把炸点一一标出来，盯着上百根引线接好。后来他回忆，那种感觉像是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掐死在摇篮里。
更揪心的是，桥上炸药刚布好，又碰上撤退的人潮。公路桥面临时开通，当天大批百姓过桥逃难。到十二月二十三日，这座通车仅八十九天的大桥，终于被炸断。
他给桥留下八个字：“抗战必胜，此桥必复。”
桥上的事，他顶住了。家里的事，却是另一回事。
一九一四年，十八岁的茅以升娶了戴传蕙。婚后没多久，他继续求学，后来又远赴美国。妻子留在国内，侍奉长辈，照看孩子，等他回来。
这一等，就是多年。等丈夫归国，等来的也不是安稳日子，而是一站接一站的搬迁。
从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九年，戴传蕙跟着他辗转多地，带着六个孩子收拾箱笼、照应起居、应付病痛和战乱。茅以升在桥工地、课堂、会议室里忙，家里那一摊，全压在她肩上。
她撑久了。人就垮了。
后来，戴传蕙长期失眠，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。可家务、孩子、搬迁，她还是照旧扛着。
这就是代价。一个男人把一生交给了桥，一个女人把一生交给了这个家。
偏偏这时候，茅以升又把家推到了更难堪的地方。
一九四六年前后，他在上海工作期间，结识了比自己小很多的权桂云。两个人越走越近，越过了婚姻的界线。
这一下，戴传蕙多年硬撑出来的日子，被拦腰打断。她没有闹到外头去，只是把家里一切还照样管着。
她没倒下给人看。可心气已经散了。
一九六七年，戴传蕙去世。原配这一支六个子女，心里的账，到这时才真正翻出来。
茅以升后来把权桂云母女接到身边，几个子女反应很激烈。有人离家，有人断了来往。父子父女之间，从饭桌上吵到门外，最后只剩沉默。
这不是一时气话。往后很多年，原配子女和他的关系，一直没有真正缓过来。
权桂云跟了他一些年，也先走了。她走时年纪并不大，茅以升晚年身边，实际只剩下这个小家庭里的女儿。
到老了，他的名气越来越大。桥梁界尊他，学校念他，社会记得他主持修桥、写桥、讲桥，还记得他一九八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算是了了一桩多年的心愿。
可这些荣光，填不平屋里的裂缝。家是家，桥是桥。
桥断了，可以再修。人心断了，往往就接不上了。
一九八九年，北京。窗外是冬天的灰天，病床上的老人已经九十三岁。护士进进出出，病房里很安静。
他这一辈子，最硬的仗打在钱塘江边；最难还的债，留在家门里面。
六个原配子女，没有一个来给他送终。守在床边的，只有小女儿。
从一九〇六年的桥塌，到一九三七年的造桥、炸桥，再到一九八九年的病房，这个人一生都绕不开一个“桥”字。只是到了最后，桥有八十九天就能重炸重修，亲情断了几十年，却没人替他修。
病房的灯白得发冷，老人躺着没再起身。门外脚步声过去了，门里只剩那一个女儿坐在床边，这就是茅以升最后的收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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